研究企业的起源:马克思与科斯

作为经济学大师,马克思和科斯对企业的起源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企业产生的前提、企业产生和成本的关系、企业的边界、企业的性质等问题的论述,却共同证明了企业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组织形式,而且是特定经济制度下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     

和谐思维探析

和谐思维是适应现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思维方式。文章重点分析了把握和谐思维需要搞清楚的几个问题:(1)把握和谐思维,要正确理解和谐与“异”“同”的关系。(2)和谐思维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关系。(3)和谐思维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加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互动

和谐社会所实施的一切社会决策,都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互动的结果。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互动的新局面。使公民能够参与到决策中来,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着力点,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必须认真加以解决,以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     

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论

信息犯罪是信息社会的产物，由于我国侦查技术的局限和法律规定的滞后，信息犯罪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制约。本文就研究信息犯罪的必要性、信息犯罪的防范应该主要依靠法律，还是依靠技术手段以及刑法在防治信息犯罪中的作用、相关立法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近代城市发展与义冢、丙舍问题--以上海为个案

上海开埠后，租界当局借口卫生与公共建设的需要，无视中国传统的习俗和有关协议，一再清理界内的义冢与丙舍，招致了国人的强烈抵制，但其管理思路毕竟反映了近代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民国时期，上海地方当局正式将殡葬纳入城市发展规划，文明的殡葬服务方式逐渐为市民所接受。     

公共管理领域的价值体系重构

由于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的转变,公共管理领域的价值体系相应发生了变化。随着对公共管理理论的不断完善,其价值体系的重新构建已成为该领域必须突破的瓶颈。文章在梳理公共管理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系统地归纳提炼出公共管理领域的价值取向。     

陷阱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仅违反了侦查机关的职责,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膨胀,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陷阱抗辩",并且在举证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人就陷阱抗辨的主张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侦查人员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引诱产生的,法庭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公司取得自有股份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取得自有股份的行为通常会涉及到公司自身、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多重利益。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对这一制度的规定相当薄弱,在一定制度上影响到公司制度作用的发挥。我国未来公司法中的公司取得自有股份制度应在范围、资金来源、取得方式等方面进行修正与完善。     

后现代质疑现代性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借鉴作用

现代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体制、文化状况的统称.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主要有:以"微观权力论"质疑批判了西方所谓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工具理性"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以"非中心化"思想,质疑现代化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诸如,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同时表达了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关注.这些质疑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启迪是:首先要明确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避免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从产生异化的原因入手,创造条件防止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拒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正确认识、处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求得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台湾南北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失衡之多层面多因素分析——以PAM理论架构为视角

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失衡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顽症，同样也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难题。本次研究以台湾地区南北产业经济发展为例，打破以往的“单层面研究”，创新性地引入公共事务管理整合（PAM）架构，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实地调研、文献阅读等多种方式，层层抽丝剥茧，展开对台湾南北软环境、硬环境、自然资源（条件面）的差异性研究，进一步探析条件面上的差异对台湾南北部的民众、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在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个体与群体的兼顾联结（本质面）上的影响，以及对台湾南北经济、社会、政治等宏观影响（现象面）。研究发现，台湾南北产业经济发展失衡的根本原因并非表面的政府与政策失灵，而是受民情文化（条件面）、公民认知（本质面）、社会政治（现象面）等深层次、多因素的影响。在两岸交流进入加速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文章最后建设性地提出改善两岸关系的新启示。